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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谈》影评:三型恐怖片,可惜不是一盘菜

  影片《京城81号》一改以往国产恐怖片的超低口碑,在去年暑期档意外地杀成一骑票房黑马,且掀动起京城凶宅的陈闻旧传,惹得精力旺盛的好事青年实地寻事,着实生出不少话题,可见成功之一斑。半年后文隽搭档叶伟民再次以惊悚类型杀入一年中的另一个热闹档期贺岁档,这部三段式集锦片《怪谈》着力收集了国产恐怖片可操作空间内能发挥的最多叙事方式与策略,试图更加贴近惊悚片的低龄观众群,并强调有明星、有颜值,情节反转,品相不糙。然而集锦片的拼盘,菜品求全兼备固然重要,但更需有标识统一的器皿。影片《怪谈》一周下画、累计票房660余万(1月23日-29日)的成绩实难满足预期,单就电影文本讲,它的最大问题在于:三型恐怖片,却不是一盘菜。
 

  《怪谈》之名虽说早有小林正树的东方志怪名片,前有文隽、叶伟民于香港最佳拍档公司的经典商业之作《怪谈协会》,但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借题无过,重在发挥。这部来自三个导演演绎的三段故事,可以说在当下性主题、悬念设置、惊悚手段、环境造型几个惊悚片的重点数据上,风头不同,各自开花,可谓各有其型。
 

  田蒙导演的第一个故事,讲的是竞争高压下的同窗相残、姐妹暗斗,这个题目的当下性已经严重到从震动朝野的刑事杀人案件,到校园流行小说,以及郭敬明的时尚垃圾精品无处不在。它的叙事动力是谁是害人者,谁将再次入局?短片密集使用惊悚声效、血水龙头、镜子变形、雌雄声转换等常见视听手段,集中释放在一个规定时间点的封闭空间中,在有限的几个人物中间一气呵成地完成了互黑的惊悚节奏和情节的逆转与揭底。
 

  咸旭初导演的第二个故事,讲的是优秀者的极端追求对人性的扭曲。短片由于借助“偷窥”的视点,以及画家与雕塑家的以“看”为职业的特点,挖掘出主题深层的关于权力的转换。因此,影片推动悬念的过程——艺术追寻者如何逃过变态艺术家的暴力虐杀,更多地是利用有意味的道具,如红色调的人物画、痛苦扭曲的塑像、蒸汽朋克风格的面具等。在空间设置上,影片将人的表象与内心分置在正反两级的空间里,人物的光耀与阴暗在798的艺术生活区和荒野废弃的厂房间进行比对,这在欧美相同主题的影片中也是常用手段。
 

  叶伟民导演的第三个故事,一下子拉开了与上两个故事的距离——尽管这三个故事各不相类,但这段指名道姓地发生在香港大都会的小清新爱情,与前二者有着大大的区隔。它讲的是埋身于大都会的现实生活,有时妄念与心愿界限模糊,令人惶惑。这就涉及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佛道阴阳随手捻来。一个只出现两次的烧纸婆婆,几张空白的红色纸笺,就轻易地撬动起用写实风格营造的整个现实生活,虚实难辨。因此克己隐忍的宅男能不能有一天说出自己的心愿,又溢出了小清新的爱情层面,变成生死一线的心理惊悚了。都市写实与心理空间的互渗,成为这个惊悚短片环境造型的出发点,尽管由于篇幅有限,做得还不够充分,但已经进入现代电影心理叙事的层面了。
 

  这样三段故事都找到了表达的出口,原本可以自我发展成就。它们的主题与风格、内容与形式、追求与手段互不相搭,现在将连一丁点的眉来眼去都没机会相互抵达的叁故事放在一个篮子里,复命名为“怪谈”,还要摆出新意,怎么好呢?于是影片给它们外挂了一个现代通讯装备:手机,并将手机微信中的三个功能:“附近的人”、“摇一摇”和“漂流瓶”作为封号赐了名。然而,这三个故事白白顶着这三号大印,不但没彰显出这几段小故事可以示人的叙事能力,反而误导了观众。
 

  观众依据现代通讯工具对人际关系、人性人格以及爱情追求的异化与影响,建立观影期待,结果索引发现,三个故事的作者首先并不会玩微信。新媒体的交流平台虽然已经严重地深入到国人的生活,以最快的速度更新了我们的人际交往模式、人格养成以及对爱情的理解。但是在这部影片里,微信的使用与传统手机短信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同。影片甚至把微信交往的恐怖之处简单地外化为一个貌似恐怖的声音而已,漂浮在三段故事以外装模作样地吓唬人说:别玩手机了……梦也许在手机里悄悄传递着……巴拉巴拉。可手机对三个故事中的人物塑造、情节转折、悬念设置、恐怖造型、空间营造等没有一毛钱关系,硬贴的微信功能,非但没为三个故事建立内在联系,反而干扰了它们各自的主题表达:用“附近的人”附会“身边的好友” 危机四伏;用“摇一摇”指代“随招即来的艳遇”危险暴力;用“漂流瓶”暗指“意外捡到的许愿纸”非福即祸事。又何止干扰,这三个令观众莫名奇妙的外挂简直是对故事真意的贬低。
 

  如果说《怪谈》的三个故事涉及到的恐怖来源,第一个是社会现象,第二个是个人追求,那么第三个则直指恐怖片的深远渊源:民族文化。就这一点,其实世界范围内的恐怖片可以分成两种:对现代生活中人性异化的恐惧,对传统文化中神秘的宗教性的恐怖。而“怪谈”的文化指征,原本是东方民族民间文学的“志怪”一宗,与西方电影中的恐怖片、悬疑片或惊悚片类型并不能在文化内涵上做到完全对接。《怪谈》的第一个故事中用“闹鬼”设局,又是“头七”,又是“鬼附身”,披着民俗文化的外衣讲当下人的冷漠故事,带着对传统文化的隔阂与不屑,讲得不伦不类,其实完全可以剥取鬼文化一层,用手机为道具把故事讲得更可信。而第三个故事去掉结尾画外音的狗尾续貂,可以把当下人对妄念与欲望的文化心理,探讨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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